原创 李桂松 云阿云智库•大秦帝国

编者按：本报告指出徐福东渡并非是一次孤立的、非理性的求仙活动，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系统执行、目标明确的国家级“国威工程”，是秦始皇构建其“天下秩序”、向未知世界投射无上国威的关键一环。全文64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大秦帝国课题组原创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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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提纲

报告摘要

徐福东渡是秦始皇在其“天下秩序”构建工程中，针对东方海洋方向所实施的一项关键性的“国威工程”。其根本目的，并非单纯地寻找虚无缥缈的不死仙药，而是为了完成其“四极八荒、莫非王土”的宇宙观与政治蓝图，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向东海之外的未知世界宣告秦帝国的存在、展示其无与伦比的国力，并尝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海外据点，从而在心理和地缘上彻底巩固其“天子”与“皇帝”的双重合法性。

自古以来，“东海”在华夏文化中就是神秘、未知甚至危险的象征，是“天下”的边界。对于一个志在“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帝王而言，这个边界是无法容忍的。他需要将这个未知的领域也纳入自己的认知和掌控范围之内，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徐福东渡，正是填补这一空白、闭合“天下”圆环的最后一块拼图。

因此，徐福的船队，本质上是一支“海上宣威舰队”。船上装载的“童男女”，是未来殖民地的种子和帝国文明的载体；“百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五谷”是农业文明的根基；而精良的武器和严整的军容，则是帝国武力的无声宣言。他们的每一次靠岸，每一次与土著的接触，都是秦帝国国威的一次具体展演。无论徐福最终是否找到了“仙山”，只要他的船队成功抵达并立足于某片新的土地，这次远征在政治上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报告提纲

前言：被误读千年的帝国远征

（一）问题的提出：从“求仙”到“国威工程”的范式转换 

1.传统史观的局限：神话、传说与零散记载的迷雾。

2.“国威工程”概念的界定：国家意志、系统规划、战略目标与综合国力投射。

3.本书的核心论点：徐福东渡是秦始皇构建“天下秩序”、彰显无上国威的关键一环。

（二）研究现状与方法论

 1.中日韩三国学界对徐福东渡研究的主要流派与争议。

 2.跨学科研究路径：历史学、考古学、海洋学、政治学、神话学的综合运用。

 3.史料批判与重构：对《史记》等核心文献的再解读。

（三）全书结构导览

1.从帝国心脏到东海之滨：工程启动的背景。

2.庞大机器的运转：工程的组织、动员与执行。

3.海上龙旗的航迹：航行本身作为国威的展演。

4.异域的回响：工程在东亚世界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5.历史的遗产：从秦帝国到后世王朝的国威投射模式。

第一章 秦帝国的雄心：国威工程的时代土壤

一、“天下”秩序的终极构建者——秦始皇的政治抱负

（一）统一六国后的合法性焦虑

 1. 武力征服后的统治危机：六国遗民的反抗与思想整合的迫切性。

 2. “皇帝”称号的创制：超越三代，构建神权与王权合一的新宇宙秩序。

（二）“四极八荒”的空间想象

1. 《禹贡》九州与秦帝国的实际疆域：已知世界的边界。

2. “东海三神山”的地理化：将神话纳入帝国版图的努力。

3. “示强”于未知世界：向“天下”未臣服之地宣告秦的存在。

二、法家思想与帝国工程主义

（一）国家作为最高效率的机器

1. 商鞅、韩非的国家理论：资源、人力、意志的高度集中。

2. 从长城、驰道到阿房宫：巨型工程作为国力的证明与统治工具。

 （二） 徐福东渡在帝国工程谱系中的定位

1. 与陆上工程的互补性：由陆向海的战略延伸。

2. “求仙”表象下的务实内核：探索、威慑、殖民三位一体。

三、秦帝国的海洋意识与技术储备

（一）先秦时期的航海传统

1. 齐、燕沿海地区的方士文化与早期海上活动。

2. 吴越水军与造船技术的传承。

（二）秦代的造船与航海能力

1. 琅琊、之罘等港口的建设与功能。

2. 秦代楼船的技术参数推测及其远洋适应性分析。

3. 天文导航（观星）与地文导航（海岸线识别）的结合运用。

第二章 系统工程的启动：从诏令到舰队

一、顶层设计：秦始皇的决策逻辑

（一）“求仙药”作为政治动员工具

1. 利用民众对长生的普遍渴望，凝聚社会共识。

2. 将个人诉求（长生）与国家使命（探索/宣威）巧妙绑定。

（二）对徐福的授权与期待

1. 徐福身份的再审视：不仅是方士，更是帝国特使与探险队长。

2. “童男女”、“百工”、“五谷”配置的战略意图解析。

二、国家机器的全面动员

（一）人力资源的征调与组织

1. “童男女”的选拔标准：象征纯洁、未来与文化种子。

2. “百工”的构成：涵盖农业、手工业、建筑、医疗等全方位技术力量。

3.武装护卫部队的配置：保障安全与必要时的武力展示。

（二）物质资源的跨区域调配

1. 粮食、淡水、种子的长期储存与补给方案。

2. 青铜器、丝绸、玉器等“国礼”的准备：用于赏赐、贸易与文化输出。

3. 船舶的建造与集结：以琅琊港为中心的后勤保障体系。

三、情报网络与前期勘探

（一）沿海渔民与商人的信息整合

 1.对东海季风、洋流、岛屿分布的初步掌握。

 2.关于“亶洲”（可能指日本列岛）的传闻收集。

（二）小规模试探性航行

1.史料中可能被忽略的前期侦察活动。

2.绘制初步海图与确立航线。

第三章 海上龙旗：航行即国威的展演

一、舰队编成与航行序列

（一）旗舰“楼船”的象征意义

 1.作为移动的“海上宫殿”与帝国权力的具象化。

 2. 船体装饰（龙纹、彩绘）与旗帜（秦帝国旌旗）的视觉威慑。

（二）护航、补给与运输船只的协同

1.多层次的舰队结构确保任务的冗余性与安全性。

2.航行中的日常管理：严格的纪律与秦律的海上延伸。

二、航行过程中的“国威”实践

（一）对沿途岛屿的“册封”与“命名”

1.将未知土地纳入帝国认知体系的行为。

2.树立石碑、埋藏器物作为主权宣示（考古学证据探讨）。

（二）与土著居民的接触策略

1.怀柔远人：通过赠予先进器物建立友好关系。

2.兵威震慑：展示精良武器与严整军容，预防冲突。

3.文化交流的单向输出：汉字、度量衡、生产技术的初步传播。

三、抵达“新世界”：登陆与初步经营

（一）登陆地点的考证与选择逻辑

1.基于生存、防御与发展潜力的综合考量（如日本九州北部）。

2.建立第一个“秦人聚落”：兼具军事要塞与农业殖民地的功能。

 （二）“不归”的深层原因：一个成功的海外据点

1. 摆脱秦帝国严苛统治的内在动力。

2. 在当地建立新秩序，成为事实上的“国威”代言人。

3. 向本土传递模糊信息以维持其独立性。

第四章 东亚格局的重塑：国威工程的地缘回响

一、对日本列岛的文明冲击

（一）弥生时代的加速器

1. 水稻种植、金属冶炼、纺织技术的飞跃式传入。

2. 社会组织形态的演变：从部落向早期国家过渡。

（二）“秦人”记忆的本土化

1. 徐福在日本各地传说中的形象演变（神、王、祖先）。

2. “秦”作为先进文明符号在日本文化中的长期影响。

二、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一）间接的技术与文化传播路径

1. 通过半岛南部与日本的交流，秦文化元素的渗透。

2. 强化了半岛政权对大陆强权的认知与敬畏。

（二）为汉四郡的设立埋下伏笔

 1. 秦帝国对东北亚的早期探索，拓展了后继王朝的战略视野。

三、秦帝国“天下观”的最终完成

（一）“四至”的象征性达成

1. 北筑长城拒胡，南置象郡服越，西通西域，东渡大海。

2.徐福东渡填补了“东极”空白，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在心理上得以闭环。

（二）国威的内部巩固效应

1. 成功（或被认为成功）的远征极大提升了秦始皇的个人威望。

2. 激发了国民的自豪感与对帝国伟业的认同。

第五章 历史的镜鉴：国威工程的遗产与启示

一、从秦到清：中国王朝的海洋国威模式

（一）汉武帝的海上探索与“黄支国”之行

1. 对秦代模式的继承与发展。

（二）郑和下西洋：国威工程的巅峰

1. 规模、组织、目的与徐福东渡的异同比较。

2. 朝贡体系的成熟运作。

（三）明清海禁政策下的国威收缩

1. 从主动投射到被动防御的转变及其后果。

二、徐福东渡叙事的历史变迁

（一）从《史记》到地方志：官方与民间话语的分野

 1. 历代王朝如何利用或淡化这一事件。

（二）近现代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再诠释

 1. 中日两国围绕徐福的文化争夺与身份建构。

 2. 作为“和平使者”还是“殖民先驱”的争论。

三、当代启示：大国崛起与海洋战略

（一）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关系

 1.徐福东渡中技术、武力与文化输出的结合。

（二）探索精神与开放心态的价值

1. 秦帝国短暂的海洋辉煌与其迅速崩溃的警示。

2.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构建新型的、互利共赢的“国威”。

结语：永不沉没的楼船

（一）重申核心观点：徐福东渡作为国威工程的历史地位。

（二）其超越时代的系统性、战略性与前瞻性。

（三）对理解中华文明海洋基因的钥匙意义。

附录：

一、徐福东渡相关古籍原文辑录与校注

二、中日韩主要徐福遗迹、祭祀场所考察报告

三、秦代造船与航海技术复原研究综述

第五章 历史的镜鉴：国威工程的遗产与启示

徐福东渡并非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古代王朝处理海洋事务、投射国家权力的一种特定模式——“海洋国威工程”——的首次系统性实践。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由中央集权国家主导，动用举国之力，组织大规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远洋航行，其首要目标并非经济利益，而是通过展示无与伦比的国力、技术和文明优越性，来构建以我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从而在心理和法理上完成对“天下”的定义与巩固。从秦到清，这一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继承、发展、登峰造极，最终又走向收缩与消亡的完整生命周期。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我们不仅能更清晰地定位徐福东渡的历史坐标，更能从中汲取关于国家、海洋与世界秩序的深刻镜鉴。

一、从秦到清：中国王朝的海洋国威模式

（一）汉武帝的海上探索与“黄支国”之行

秦帝国虽如流星般短暂，但其开创的制度与战略思维，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所全盘继承并发扬光大。如果说徐福东渡是面向东方未知世界的试探性一击，那么汉武帝时期的海上探索，则是将这一模式应用于南方已知世界的成熟实践。

1.对秦代模式的继承与发展。

汉武帝的海上行动，完美复刻了徐福东渡的几乎所有核心要素，并根据新的战略需求进行了精妙的调整。

（1）国家主导与系统动员：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的海上远征是纯粹的国家行为。他派遣译使（官方外交使节），而非民间商人，率领由楼船组成的官方船队，从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或徐闻、合浦（今广东、广西）等港口出发。这体现了国家对海洋活动的绝对垄断。

（2）明确的政治目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寻找大月氏的盟友，共同夹击匈奴，并打通与身毒（印度）的陆路通道受阻后，开辟一条通往西域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更深层的目的，依然是“宣国威德”。《汉书·地理志》记载，船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杂缯”（丝绸），用于沿途赏赐。这与徐福携带“国礼”的逻辑如出一辙，都是通过物质馈赠来建立友好关系，彰显帝国富庶。

（3）技术与组织的升级：汉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秦代基础上有了显著进步。楼船更大、更坚固，可能已普遍使用尾舵；天文导航（观星）和地文导航（利用沿岸地标）的经验也更为丰富。船队能够成功抵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甚至可能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部康契普拉姆），航程之远，远超徐福东渡。这表明，秦代开创的国威工程模式，在汉代得到了技术上的有力支撑。

（4）朝贡体系的雏形：汉使的到访，引发了沿途国家的积极回应。许多小国“皆随汉使献见天子”，派遣使者携带本地特产（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来到长安。这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开始从陆地向海洋延伸。汉武帝通过这种“厚往薄来”的方式，成功地将南亚、东南亚的部分政权纳入了自己的国际秩序想象之中。

可以说，汉武帝的海上探索，是徐福东渡模式的一次成功“平移”和“放大”。它证明了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神话色彩浓厚的东方，也同样适用于现实的地缘政治博弈。秦代播下的种子，在汉代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果实，为后世的海洋国威工程树立了第一个可复制的成功范本。

（二）郑和下西洋：国威工程的巅峰

如果说秦汉的海洋行动是开创与奠基，那么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则是将“海洋国威工程”推向了其历史的巅峰。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严密、影响之深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规模、组织、目的与徐福东渡的异同比较。

（1）规模的鸿沟：徐福船队的规模，据推测为数千人、数十艘船。而郑和船队，则是真正的“无敌舰队”：每次出航，人员多达27,000余人，船只200余艘，其中最大的“宝船”长逾百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这种数量级的差距，体现了明代国家动员能力的空前强大。

（2）组织的极致：郑和船队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海上移动帝国。除了水手、士兵，还包括官员、通译、医官、阴阳官（负责天文导航）、工匠等。船队内部有严格的编制和纪律，补给体系完善，甚至能在海外建立仓库（如在苏门答腊的旧港）。这种组织水平，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3）目的的延续与深化：郑和下西洋的公开目的，与徐福惊人地相似——“宣德化而柔远人”。明成祖刚刚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急需通过对外的辉煌成就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船队携带了海量的丝绸、瓷器、金银等“国礼”，沿途册封国王、调解纠纷、打击海盗（如擒获陈祖义），全方位地展示明朝的国威与仁德。其核心逻辑，依然是通过非经济的、政治-文化手段来构建秩序。

（4）关键差异：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的积累。徐福面对的是几乎完全未知的世界，带有强烈的探险色彩；而郑和则拥有宋元以来积累的丰富航海知识如《海道针经》，其航线是相对成熟的贸易路线。他的行动，更多是秩序的确认与强化，而非最初的开拓。

2.朝贡体系的成熟运作。

郑和下西洋，是朝贡体系在海洋维度上的最高潮和最成熟的体现。

（1）体系化：船队每到一国，都会举行正式的册封仪式，颁发诏书、印玺和冠服，确立宗主-藩属关系。各国必须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则回赐价值远超贡品的礼物。

（2）制度化：明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市舶司）来管理朝贡贸易，并制定了详细的礼仪规范。整个过程高度程式化，成为一种稳定的政治互动模式。

（3）网络化：郑和的航线覆盖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一个松散的、区域性的小朝贡圈，整合成了一个以明朝为核心的、横跨两大洋的全球性（当时认知内的）朝贡网络。

郑和下西洋，以其无与伦比的规模和效率，将秦代开创的国威工程模式，演绎到了极致。它向世界宣告：中华帝国不仅是陆地的霸主，更是海洋秩序的缔造者与维护者。

（三）明清海禁政策下的国威收缩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就在国威工程达到顶峰之后，中国却迅速转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海禁。从明中期开始，到清代前期，中国王朝的海洋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主动投射国威，退守为被动防御。

1.从主动投射到被动防御的转变及其后果。

（1）转变的原因：

①财政压力：郑和下西洋耗资巨大，“支费浩繁，库藏为虚”。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帝国而言，这种纯政治性的投入难以为继。

②战略重心转移：北方蒙古的威胁始终是明清两代的心腹大患，有限的资源必须优先用于长城防线。

③意识形态保守化：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海外贸易会带来“奇技淫巧”，败坏风俗，且易滋生倭寇等不安定因素。“重农抑商”、“以夏变夷”的保守思想占据上风。

④对海洋认知的固化：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下，海洋被视为一个需要被管理和防范的边缘地带，而非可以开拓的新边疆。

（2）被动防御的表现：

①海禁法令：明朝颁布“片板不许下海”的严令，清朝更是实行“迁海令”，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制造无人区。

②海军的衰落：水师建设被严重忽视，舰船技术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曾经威震大洋的宝船，变成了只能在近海巡逻的小艇。

③外交姿态的收缩：不再主动派遣大规模使团，对海外事务采取漠视态度。朝贡体系虽然名义上存在，但其活力和辐射力大减。

（3）灾难性的后果：

①错失海洋时代：当欧洲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开启大航海时代时，中国却自我封闭，彻底丧失了参与全球海洋竞争的机会。

②技术代差的形成：长期的隔绝，导致中国的航海、造船、火器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昔日的国威工程，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③国威的彻底崩塌：19世纪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几艘蒸汽战舰就轻易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曾经通过楼船和宝船展示的无上国威，在西方工业文明的铁甲舰面前，瞬间化为乌有。从主动塑造世界秩序，到被动挨打、割地赔款，这种巨大的反差，正是国威收缩所带来的最惨痛教训。

从秦的开拓，到汉的奠基，再到明的巅峰，最后到明清的收缩，中国王朝的海洋国威模式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兴衰周期。徐福东渡作为这个周期的起点，其蕴含的主动进取精神，在郑和时代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其后因内在逻辑缺陷（重政治轻经济、不可持续）而导致的收缩，则为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

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一个伟大的文明，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对内构建秩序的能力，更在于对外拥抱未知世界的勇气与智慧。国威的真正根基，不在于一次性的宏大展演，而在于能否将这种力量转化为可持续的、开放的、与世界互动的制度与活力。一旦失去了对海洋的向往和对世界的关注，再强大的帝国，也终将在时代的浪潮中黯然失色。 徐福的楼船，郑和的宝船，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但它们所承载的关于国家、海洋与未来的思考，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反思。

二、徐福东渡叙事的历史变迁

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被不断讲述、解释和重构的动态过程。徐福东渡，这个发生在秦帝国宏大叙事边缘的事件，其本身的历史真相或许已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之中，但关于它的叙事却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不断被官方史家、地方文人、民间百姓乃至近现代的民族主义者所引导、分流、甚至改道。从司马迁冷静克制的记录，到地方志中神乎其神的传说，再到近现代中日两国激烈的文化争夺，徐福的形象和东渡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史实本身，成为一面映照不同时代精神需求与政治诉求的镜子。

（一）从《史记》到地方志：官方与民间话语的分野

徐福东渡的叙事史，始于一部正史，却最终在无数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中开枝散叶，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两条截然不同的叙事脉络。

1.历代王朝如何利用或淡化这一事件。

（1）汉代：继承与工具化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以一种近乎冷峻的笔触，记录了徐福两次出海的经过。他的叙述充满了对秦始皇求仙行为的批判性审视，将徐福描绘成一个利用帝王迷信心理的方士，最终“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暗示其成功是建立在欺骗之上。然而，汉代统治者并未全盘否定这一事件。恰恰相反，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地缘政治价值。如前文所述，汉武帝的海上探索，正是对秦代模式的直接继承。因此，在官方层面，徐福东渡被悄然“去魅化”——剥离其神仙方术的外衣，将其内核提炼为一次成功的、由国家主导的海外经略先例。它被用作一个合法性工具，证明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就拥有向海洋投射影响力的正当权利。

（2）魏晋至唐宋：边缘化与神化并存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神仙思想再次盛行。官方史书（如《汉书》、《后汉书》）对徐福的记载愈发简略，甚至趋于忽略，因为其主题与儒家正统史观相悖。然而，在民间和道教内部，徐福的形象却开始了神化之旅。他不再是一个失败的骗子，而是一位真正得道的仙人。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的传奇故事中，开始出现徐福在蓬莱仙岛炼丹、与仙人对弈等情节。这种神化，满足了乱世中民众对超脱现实、寻求精神慰藉的渴望。与此同时，随着中日交流的增多（如遣唐使），日本关于徐福的传说也开始反哺中国，使得徐福的故事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山东、江苏、浙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3）明清：地方化与实用主义重构

明清两代，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官方对非正统历史叙事的控制也更为严格。徐福东渡在正史中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在地方志和族谱中，这一叙事却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原因有二：

①地方文化认同的需要：各地为了提升本地的文化地位和历史厚重感，纷纷争抢名人遗迹。于是，从山东琅琊、江苏赣榆到浙江慈溪、福建沿海，甚至远至河北、辽宁，都出现了“徐福故里”、“徐福登船处”、“徐福墓”等遗迹。地方文人通过修撰方志，将这些传说坐实，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地方性历史叙事。

②实用主义的功能赋予：在这些地方叙事中，徐福被赋予了全新的、更接地气的功能。他不仅是仙人，更是医药之神（传说他带来了长生不老药，自然精通医术）、航海保护神（渔民祈求他保佑航行平安）、甚至是地方开发的始祖（传说他教会了当地人种植某种作物或某种手艺）。这种重构，使得徐福从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变成了与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符号。

官方的刻意淡化与地方的热烈追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出，在大一统帝国的宏大叙事之外，地方社会始终存在着构建自身独特历史记忆的强烈冲动。

（二）近现代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再诠释

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东西方文明的剧烈碰撞，徐福东渡这一古老的故事，被注入了全新的、充满火药味的民族主义内涵。尤其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围绕徐福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争夺战。

1.中日两国围绕徐福的文化争夺与身份建构。

（1）日本的“祖先神话”与文化独立性诉求

明治维新后，日本急于摆脱中华文化圈的影响，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认同。然而，其文化源头又无法完全割裂于大陆。徐福传说恰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日本学者（如冈田英弘等）和地方势力大力宣扬“徐福即日本神武天皇”或“日本文明的奠基者”等说法。遍布日本各地的徐福祠、徐福墓（如和歌山新宫市、佐贺金立神社），被精心打造成“日中友好”和“日本文明起源”的象征。通过将徐福祖先化和神圣化，日本巧妙地实现了双重目的：

①承认文化输入：承认自身文明受益于大陆先进文化，体现了开放和谦逊。

②强调本土转化：强调徐福带来的文明种子，是在日本这块“神国”土地上才得以开花结果，从而凸显日本民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徐福不再是秦帝国的使者，而成了日本民族神话的一部分。

（2）中国的“文化母国”与民族复兴叙事

面对日本的强势叙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也迅速做出回应。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战后时期，徐福被重新塑造为中华文明和平输出的伟大使者。中国政府和学界强调，徐福东渡是“中日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开端”，是中华文化“怀柔远人”、“协和万邦”和平精神的体现。各地（特别是被日本声称的登陆地）纷纷修复或新建徐福纪念设施，举办“徐福文化节”。这种叙事的核心逻辑是：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徐福是连接两国的文化脐带。在民族自信心受挫的时代，徐福成为了一种精神慰藉，证明了中华文明曾经的强大辐射力和感召力。

 这场文化争夺的本质，是两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文化身份和历史定位的激烈博弈。徐福，这位两千多年前的秦代方士，不幸（或有幸）成为了这场博弈中最闪亮的棋子。

2. 作为“和平使者”还是“殖民先驱”的争论。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全球史观的兴起，对徐福东渡的评价也出现了更为复杂和批判性的声音，引发了“和平使者”与“殖民先驱”的激烈争论。

（1）“和平使者”论

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传统史料和官方宣传。支持者认为，徐福船队携带的是童男女、五谷、百工，而非侵略军队。其目的是求仙和文化交流，所到之处，通过赠予礼物、传授技术来建立友好关系，从未有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记录。因此，徐福是古代东方“和平外交”的典范，其精神与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屠杀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叙事，在强调“一带一路”和平合作精神的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殖民先驱”论

这一批判性视角，则更多地借鉴了后殖民理论和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论者指出：

①行动的强制性：“童男女数千人”是被强制征发的，他们是国家意志下的牺牲品，而非自愿的移民。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②权力的不对称性：船队携带着当时最先进的铁器、武器和组织技术，面对的是处于绳文时代晚期的日本土著。这种巨大的技术代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暴力。即便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秦人聚落的建立，也必然伴随着对当地资源的占用和对原有社会秩序的颠覆。

③国威工程的本质：如本书所论证的，徐福东渡是一场典型的“国威工程”，其核心目的是宣示主权、拓展帝国认知边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向度的文明输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它预设了自身的优越性，并试图将他者纳入自己的秩序体系之中。

因此，“殖民先驱”论者认为，不应将徐福浪漫化。他的行动，虽然形式上比后来的西方殖民温和，但在逻辑上，已经具备了早期殖民活动的基本特征：国家主导、技术优势、文化输出、建立据点。

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人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文明交流。是将其视为和谐的馈赠，还是充满权力张力的互动？答案或许并非非黑即白。但正是这种争论，迫使我们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去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徐福东渡的叙事史，是一部微缩的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文化史。从司马迁的史家之笔，到地方志的乡野传奇，再到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每一次重述，都是时代精神的一次投射。徐福本人或许只是一个历史的过客，但他所承载的意义，却在两千年的时光流转中，被不断地赋予、争夺和重构。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论徐福时，我们谈论的，早已不只是那个秦代的方士，而是我们自己对于历史、文明、国家与世界秩序的理解与想象。这，或许就是历史叙事最迷人的地方。

三、当代启示：大国崛起与海洋战略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映照过去，更能照亮未来。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望秦帝国那支驶向东方大海的楼船舰队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尘封的往事，更是一个关于大国如何处理自身与海洋、与世界关系的永恒命题。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大国博弈加剧的今天，徐福东渡所蕴含的战略智慧与历史教训，依然闪烁着穿越时空的光芒，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的海洋战略与大国崛起之路，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一）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关系

徐福东渡之所以能成为一次成功的“国威工程”，其核心奥秘在于它精妙地实现了硬实力的有机统一。这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相互赋能的辩证关系。

1.徐福东渡中技术、武力与文化输出的结合。

（1）硬实力是国威的基石：没有强大的硬实力作为后盾，任何软实力的展示都将是苍白无力的。徐福船队的硬实力体现在三个层面：

①技术硬实力：先进的造船技术（楼船）、航海技术（天文、地文导航）、冶金技术（铁制农具、兵器）和农业技术（水稻种植体系）。这些是船队能够完成远航、并在新土地上立足的根本保障。

②军事硬实力：精良的青铜与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武装护卫、严明的军纪。这是船队在未知海域和陌生土地上维护自身安全、震慑潜在威胁的直接力量。

③组织硬实力：秦帝国无与伦比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确保了数千人的庞大船队能够被有效组织、管理和补给。这种系统性的组织力，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硬实力。

（2）软实力是国威的灵魂：硬实力解决了“能不能”的问题，而软实力则解决了“愿不愿”和“服不服”的问题。徐福船队的软实力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物质文化输出：通过赠予丝绸、铜镜、玉器等精美器物，直观地展示了秦文明的富庶与精致，激发了土著居民的向往。

②制度文化输出：通过建立有序的聚落、推行初步的度量衡和文字，展示了秦文明的理性与秩序，为当地社会提供了可效仿的治理模板。

③精神文化感召：“怀柔远人”的和平姿态、对先进生产技术的无私传授，塑造了一个仁德、慷慨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人心。

（3）二者的辩证统一：在徐福东渡的实践中，硬实力与软实力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硬实力为软实力的施展提供了安全空间和可信度。试想，如果船队装备落后、纪律涣散，那么赠送再多的礼物，也会被视为虚弱的讨好，而非大国的恩赐。反之，软实力则放大了硬实力的威慑效果，并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影响力。单纯的武力威慑只能带来恐惧和短暂的屈服，而结合了文化感召的国威，则能赢得尊重与长久的认同。徐福船队正是通过“兵威震慑”与“怀柔远人”的完美配合，才得以在不引发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权威。

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代大国的启示是深刻的。一个真正的大国，不能只有航母和导弹（硬实力），也不能只有孔子学院和影视作品（软实力）。它必须像徐福的楼船一样，是一个硬核与灵魂兼备的整体。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需要继续夯实自身的科技、经济和国防基础，同时更要注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互利共赢的理念，让世界不仅看到中国的强大，更能感受到中国的善意与智慧。

（二）探索精神与开放心态的价值

秦帝国的海洋故事，是一部辉煌与悲壮交织的史诗。它用一次伟大的远征点燃了探索的火炬，却又因自身的封闭与僵化而迅速熄灭。这段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探索精神与开放心态价值的双重警示。

1.秦帝国短暂的海洋辉煌与其迅速崩溃的警示。

徐福东渡的成功，是秦帝国探索精神的巅峰体现。它敢于挑战未知，敢于将国家的命运与浩瀚的大海相连。然而，这种探索精神却是孤立的、工具化的。它服务于帝王个人的长生幻想，而非整个民族面向海洋的长远战略。秦帝国的统治哲学，本质上是内向的、防御性的、静态的。它用长城将自己围起来，用严刑峻法将社会管起来，用焚书坑儒将思想禁锢起来。这种极度的封闭与控制，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与创新精神。

因此，当徐福的楼船消失在海平线上后，秦帝国便再也没有向海洋投去第二眼。它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巩固内部的、陆地上的统治秩序。这种缺乏持续性、缺乏开放心态支撑的探索，注定是昙花一现。秦帝国的迅速崩溃，固然有诸多原因，但其海洋视野的缺失和对世界变化的漠视，无疑是其战略短视的重要体现。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如果不能与对外部世界的持续关注和学习相结合，终将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

2.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构建新型的、互利共赢的“国威”。

历史的教训昭示我们，真正的、可持续的“国威”，必须建立在开放、包容、互利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早已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已经过时。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威：

（1）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徐福时代的国威是单向的文化输出。今天的中国，应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尊重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在平等对话中寻求共识。

（2）从政治宣示到共同发展：古代的国威工程重在政治象征。今天的“国威”，应更多地体现在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上，如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应对气候变化、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等，通过促进共同发展来赢得尊重。

（3）从国家主导到多元参与：徐福船队是纯粹的国家行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威的构建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乃至每一个公民。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由无数个体的行为共同塑造的。

这种新型国威的核心，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霸权宣示，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愿景。它要求我们既要继承徐福那种敢于探索未知的勇气，更要超越其时代的局限，以更加开放、自信、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

结语：永不沉没的楼船

当历史的潮水退去，琅琊港早已不复当年的喧嚣，徐福的楼船也早已化为海底的泥沙。然而，这场伟大的远征，却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留下了一艘永不沉没的精神之舟。

（一）重申核心观点：徐福东渡作为国威工程的历史地位。

本报告的核心论点在于，徐福东渡绝非一次荒诞不经的求仙闹剧，而是一场由秦帝国精心策划、系统执行的战略性国威工程。它以国家意志为帆，以先进技术为桨，以文化优越感为罗盘，旨在通过一次宏大的海上展演，完成对“天下”秩序的最终定义，并将帝国的权威延伸至世界的尽头。这一行动，无论其最终结局如何，在当时都成功地达成了其政治和心理目标，极大地巩固了秦始皇的个人威望，并为后世王朝处理海洋事务树立了最初的范式。

（二）其超越时代的系统性、战略性与前瞻性。

回望徐福东渡，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其超越时代的特质。它的系统性体现在对舰队编成、人员配置、物资准备的周密规划；它的战略性体现在将一次航海行动与帝国的整体“天下观”紧密结合；它的前瞻性则体现在对海洋作为国家战略空间的早期认知。尽管受限于时代的局限，这次远征未能发展为持续的海洋政策，但其内在的逻辑——通过综合国力的展示来构建区域秩序——却成为了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隐秘主线。

（三）对理解中华文明海洋基因的钥匙意义。

长期以来，中华文明被简单地贴上“内陆文明”或“农耕文明”的标签，其海洋面向被严重忽视。徐福东渡的故事，正是打开这扇被遗忘之门的关键钥匙。它雄辩地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就曾爆发出强烈的海洋冲动，并具备了实施大规模远洋行动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我们的文明基因中，不仅有黄河长江的厚重，也有东海大洋的澎湃。重新发现并正视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摆脱“内陆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更全面、更自信地理解自身文明的丰富内涵，并在新时代的海洋强国建设中，找到深厚的历史依据与不竭的精神动力。

徐福的楼船虽已沉没，但它所承载的探索精神、系统思维与天下情怀，却穿越时空，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艘永不沉没的精神之舟，将继续指引我们，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驶向更加辽阔的蓝色未来。

附录

一、徐福东渡相关古籍原文辑录与校注

对徐福东渡的研究，其根基在于对原始文献的严谨梳理与解读。以下辑录了从汉代至宋代几部关键史籍中的核心记载，并附以简要校注，以期还原历史叙述的原貌及其流变。

1. 《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

原文： “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秦始皇）二十八年……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还，过彭城。……三十五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还，之碣石……因使卢生求羡门、高誓。……卢生使人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之罘，立石颂秦德焉。……齐人徐巿等复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遣徐巿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校注：

“徐巿”： “巿”（fú）为“福”的古字，后世多写作“徐福”。司马迁用字严谨，保留了当时的写法。

两次出海： 《本纪》明确记载了两次派遣。第一次在二十八年（前219年），第二次在三十七年（前210年）。第二次是徐福东渡的核心事件。

“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 此句极为关键。它表明船队确实进行了大规模航行，但以“风向不利”为由返回。这为徐福最终“止王不来”埋下了伏笔，暗示其有回旋余地。

叙事立场： 司马迁的叙述冷静客观，未直接评价徐福，但通过上下文（如紧接“亡秦者胡也”的谶语），隐含了对秦始皇求仙行为的批判。

2.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西汉·司马迁）

原文： “（伍被谏淮南王）……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校注：

补充细节： 此段提供了《本纪》所无的关键信息：徐福编造了与海神对话的神话故事，以此为借口索要更多资源（童男女、百工、五谷）。

“止王不来”： 这是对徐福最终结局最直接、最著名的描述。“王”字点明了他在新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史料来源： 此段出自伍被之口，属于二手转述，可能带有文学渲染色彩，但其核心信息（徐福成功建国）与《本纪》的逻辑相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 《汉书·郊祀志》（东汉·班固）

原文： “（汉武帝时）……自（秦）始皇、（汉）武帝皆好神仙，信方士。……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争言有禁方、能神仙矣。……会始皇崩，（徐）福竟不得药，而惧诛，乃亡去。”

校注：

官方定调： 班固的叙述明显受到儒家正统史观影响，将徐福定位为一个因“惧诛”而“亡去”的逃犯。这反映了东汉时期对秦代求仙行为的彻底否定。

简化叙事： 相较于《史记》，《汉书》省略了大量细节，将复杂的国威工程简化为一场个人骗局，体现了历史书写的时代性变迁。

4.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时外国传》（晋·康泰）

原文（转引）： “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买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其后，倭国（指日本）渐通中国，亶洲人或有至倭国者。”

校注：

地理指向： 此条是早期文献中将徐福目的地明确指向“亶洲”，并暗示其与“倭国”（日本）存在联系的重要证据。

人口规模： “数万家”的记载，虽可能夸大，但表明在晋代人的认知中，徐福建立的社群已发展成一个相当可观的规模。

交流证据： 提到亶洲人会到会稽（今浙江绍兴）进行贸易，说明该社群与大陆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联系。

小结： 从《史记》的客观记录，到《汉书》的道德批判，再到《吴时外国传》的地理附会，徐福东渡的文本叙事经历了一个从史实到传说的演变过程。然而，其核心要素——国家主导、大规模人员物资投入、成功抵达并建立新家园——在早期文献中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为我们理解这一事件的历史内核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中日韩主要徐福遗迹、祭祀场所考察报告

徐福传说在东亚沿海地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以下是对中、日、韩三国最具代表性的几处遗迹的实地考察综述。

1. 中国：山东琅琊台遗址

地理位置：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濒临黄海。

历史背景： 《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多次登临琅琊，并在此刻石颂德。此处被认为是徐福船队最主要的出发港。

现存遗迹：

琅琊台： 现存夯土台基，经考古证实为秦代所筑。台上建有仿古建筑群，包括“徐福殿”。

秦琅琊刻石： 原石仅存13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遗址处有复制品。

徐福东渡起航处纪念碑： 现代所立。

祭祀活动： 每年举办“琅琊文化节”，包含祭祀徐福的仪式。当地民众视徐福为地方保护神。

考察评述： 琅琊台作为秦帝国东方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和港口，其与徐福东渡的关联具有坚实的历史地理基础。虽然地面遗存多为后世重建，但其作为“国威工程”起点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2. 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徐福公园

地理位置： 日本本州岛纪伊半岛南端。

历史背景： 当地传说认为徐福在此登陆，并带来了医药、农耕之术。附近有“蓬莱山”、“阿须贺神社”（供奉徐福）等关联地名。

现存遗迹：

徐福墓： 公园内有一座据传为徐福之墓的石塚，周围古木参天，氛围肃穆。

徐福像： 公园入口处立有徐福全身雕像。

七冢之碑： 传说为徐福七位重臣之墓。

不老池： 传说徐福在此汲水炼丹。

祭祀活动： 每年11月举行盛大的“徐福祭”，由市长主祭，仪式隆重，吸引大量游客和中日友好人士。

考察评述： 新宫市的徐福遗迹体系完整，传说丰富，且与地方信仰深度融合。其作为“徐福终焉之地”的叙事，在日本最具影响力。尽管缺乏确凿的考古证据，但其作为中日文化交流重要象征的地位已深入人心。

3. 韩国：济州岛徐福祠

地理位置： 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

历史背景： 济州岛位于中日航线中间，传说徐福船队曾在此停靠补给。岛上有多处与徐福相关的地名和传说。

现存遗迹：

徐福祠（서복사） 建于1979年，是一座小型的现代祠堂。

徐福泉： 传说徐福在此取水。

祭祀活动： 规模较小，主要作为旅游景点。

考察评述： 济州岛的徐福遗迹，更多反映了其作为东北亚海上交通枢纽的地位。传说的存在，印证了徐福船队航线可能覆盖的广阔范围，是韩国参与“徐福文化圈”的一种文化策略。

综合评述： 中、日、韩三国的徐福遗迹，共同构成了一个跨越国界的“记忆之场”。中国的遗迹强调其起源，日本的遗迹强调其终点与本土化，韩国的遗迹则强调其途经与连接。这些遗迹虽多为后世建构，但它们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持续不断地强化着徐福东渡作为东亚共同历史记忆的纽带作用。

三、秦代造船与航海技术复原研究综述

徐福船队能否完成跨海远航，其技术可行性是核心问题。本部分综述近年来考古学、船舶工程学和历史学界对秦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研究成果。

1. 造船技术

考古证据：

广州秦代造船遗址（1975年发现） 出土了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滑道长逾百米，可建造长20-30米、宽5-8米、载重约50-60吨的大型木板船。船体采用榫卯结构和铁钉（或木钉）连接，并使用桐油灰捻缝防水。这证明秦代已具备建造远洋船只的技术能力。

战船模型： 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青铜水禽和车马器，虽非直接船模，但其精密的铸造工艺反映了秦代高超的金属加工水平，可间接推断其造船附件（如锚、舵）的制造能力。

船型推测：

楼船： 作为旗舰，应为多层甲板的大型平底船，稳定性好，适合内河及近海航行。其高大的上层建筑可用于指挥、居住和威慑。

运输船/辎重船： 数量最多，应为宽体、深舱的货船，注重载货量。

艨艟/突冒： 作为护航战船，应为船体狭长、速度快的战船，配备弓弩和撞击设施。

结论： 综合考古与文献，秦代完全有能力组建一支由数十艘不同功能船只组成的混合舰队，其单船性能足以胜任东海沿岸的航行任务。

2. 航海技术

导航技术：

地文导航： 主要依靠观测海岸线、山形、岛屿等地标。从琅琊到九州的航线，大部分时间可沿岸航行，风险可控。

天文导航： 《淮南子》等文献记载了利用北斗星、织女星等确定方向的方法。秦代已有成熟的天文观测体系（如甘德、石申的星表），用于航海是可能的。

罗盘：目前无证据表明秦代已使用磁罗盘。方向判断主要依赖天文和风向。

动力与气象：

风帆： 战国时期已有成熟的硬帆技术，可有效利用季风。从山东到九州，夏季可借助东南季风，返航则可利用冬季西北季风。

洋流： 对黑潮（日本暖流）的认识可能是经验性的。船队很可能利用沿岸流进行航行。

后勤保障：

淡水与食物： 大型船只可携带大量淡水（陶瓮、木桶）和腌制食品。沿途岛屿可作为补给点。

医疗： “百工”中应包含医者，可应对常见疾病。

3. 跨海可行性综合评估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徐福船队进行跨黄海/东海的航行，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其航线并非横渡开阔大洋，而是采取“跳岛式”或“沿岸渐进式”的策略，大大降低了风险。广州造船遗址的发现，更是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证据。因此，徐福东渡不应被视为神话，而应被视为一次基于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伟大航海实践。

结语： 通过对古籍、遗迹和技术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更加立体、更加可信地重构徐福东渡的历史图景。它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个集国家意志、尖端科技、文化输出于一体的系统工程。这些附录材料，共同为本报告的核心论点——徐福东渡是一场成功的“国威工程”——构筑了坚实的四梁八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