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疲惫之卒可以攻秦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深度研究报告（三）

原创 李桂松等 云阿云智库•大秦帝国

编者按：秦帝国看似铁板一块，实则内部早已千疮百孔。高压统治如同绷紧的弓弦，一旦遭遇外力冲击，极易断裂。而大泽乡的那场暴雨，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全文56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大秦帝国课题组原创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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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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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嘉仪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金融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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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提纲

报告摘要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九百疲惫之卒可以攻秦”，并非夸张之辞，而是历史真实的深刻概括。它揭示了一个根本规律：当一个政权失去民心、制度僵化、资源枯竭时，再庞大的帝国也可能被最微小的力量推翻。大泽乡起义的成功，不在于兵力多寡，而在于它精准击中了秦帝国的结构性弱点，并以勇气与智慧撬动了整个时代的变革齿轮。这，正是所有后来造反者的启蒙第一课。

公元前209年夏，陈胜尚是九百戍卒中一名默默无闻的“闾左”贫民；至同年秋，他已自立为“张楚王”，建都陈县（今河南淮阳），设百官，遣诸将，兵锋直指咸阳。

陈胜建张楚政权近6个月即败，最致命的是陈胜始终未意识到：他的真正使命不是“称王”吸引火力，而是做“反秦催化剂”。若他能以盟主身份协调各方，待秦主力消耗殆尽后再争天下，或可避免速亡。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毛主席不知道比陈胜要高明多少个层次。

报告提纲

前言：揭竿而起，天下云集——论大泽乡星火如何焚尽帝国

一、九百疲惫之卒可以攻秦

（一）秦末社会背景与制度危机

1. 严刑峻法与高压统治

2. 赋役繁重与民生凋敝

3. 戍边制度的崩坏与底层士卒的苦难

（二）大泽乡：偶然中的必然

1. 雨阻道途与失期当斩的法律现实

2. 陈胜、吴广的身份与心理动机

3. 八百戍卒的构成与动员潜力

（三）以弱击强的战略逻辑

1. 秦帝国军事部署的空心化

2. 民心向背与地方响应机制

3. “首义”效应的心理杠杆作用

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一）血统论与等级秩序的千年桎梏

1. 周代宗法制度的遗产

2. 秦制对贵族体系的改造与保留

（二）口号的政治哲学意义

1. 平等意识的萌芽

2. 对“天命”的重新诠释

3. 动员底层民众的话语武器

（三）历史回响：从陈胜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

1. 口号的传承与变异

2. 平等诉求在农民战争中的演变

三、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

（一）生死观与荣誉伦理

1. 秦律下的“无路可退”

2. 游侠文化与民间英雄主义

（二）起义的悲壮底色

1. 陈胜的个人抉择与历史担当

2. “举大名”的政治象征意义

（三）牺牲精神与集体行动的激发机制

1. 恐惧转化为愤怒的心理路径

2. 死亡叙事在动员中的功能

四、天人感应与宗教符号构建

（一）鱼腹丹书与篝火狐鸣

1. 制造神迹的操作手法

2. 符应思想在秦汉之际的流行

（二）谶纬、祥瑞与合法性建构

1. “大楚兴，陈胜王”的符号学分析

2. 宗教话语对政权合法性的加持

（三）比较视野：历代起义中的神秘主义策略

1. 黄巾军的“苍天已死”

2. 白莲教、拜上帝会的神权动员

五、抓住时机，捆绑反秦

（一）六国旧贵族的复国情绪

1. 齐、楚、燕、赵等地的潜在反抗力量

2. 陈胜如何借势立旗

（二）策略性联盟的建立

1. 尊扶苏、项燕的政治智慧

2. 多地响应的连锁反应

（三）时机窗口的短暂性与战略误判

1. 秦廷反应迟缓的原因

2. 错失整合反秦力量的关键节点

六、从戌卒到张楚政权的跨越

（一）政权建立的程序与结构

1. 自立为王的仪式与象征

2. 张楚政权的组织架构

（二）治理能力的缺失

1. 缺乏文官系统与制度建设

2. 军事扩张与行政控制脱节

（三）权力腐化与内部离心

1. 陈胜称王后的性格变化

2. 亲信专权与将领背叛

七、历代农民造反教科书

（一）大泽乡起义的范式意义

1. 首义模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动员公式：压迫 + 神谕 + 口号

（二）后世起义者的模仿与创新

1. 绿林赤眉：流民武装的升级

2. 黄巢起义：流动作战与城市攻占

3. 明末农民战争：政权建设尝试

4. 太平天国：宗教+民族+平等的复合动员

（三）官方史书的书写策略与污名化

1. “盗”“贼”“寇”的话语建构

2. 儒家正统对“乱民”的压制逻辑

八、陈胜为什么失败？

（一）战略层面的致命缺陷

1. 缺乏长期战略规划

2. 四面出击，兵力分散

（二）政治与组织短板

1. 未建立稳固根据地

2. 忽视与六国旧势力的真正联合

（三）领导力危机

1. 用人不当与内部清洗

2. 脱离群众，迅速贵族化

（四）秦帝国的反扑能力

1. 章邯募囚徒军的应急机制

2. 秦军残余战斗力的评估

九、刘邦为什么成功？

（一）从亭长到帝王的路径对比

1. 刘邦与陈胜出身、性格、格局之异

2. 政治学习能力与团队建设

（二）继承并超越陈胜的经验

1. 吸取张楚政权教训：稳扎稳打

2. 联合诸侯，共击强秦

（三）制度化建国思维

1. 入咸阳约法三章

2. 重用萧何、张良、韩信等多元人才

（四）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把握

1. 秦亡之后的权力真空

2. 楚汉争霸中的民心争夺

十、附录

（一）《陈涉世家》全文（司马迁《史记》）

（二）贾谊《过秦论》全文（上、中、下三篇）

八、陈胜为什么失败？

公元前209年夏，陈胜于大泽乡揭竿而起，短短数月间，义军席卷中原，兵临函谷关，震动咸阳宫阙。然而至同年十二月，张楚政权便土崩瓦解，陈胜本人亦被车夫庄贾所杀，首级献于秦将章邯。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到“无亲陈王者”的孤寂结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后世常将陈胜之败归因于“秦军强大”或“天命未至”，实则大谬。秦廷在起义初期反应迟缓，主力远戍边疆，中央空虚；章邯所率骊山刑徒军，本为临时拼凑之师，战斗力有限。真正导致张楚政权崩溃的，是陈胜团队在战略规划、政治整合与组织建设上的系统性缺陷。

本报告将聚焦两大维度：其一，战略层面的致命失误——缺乏长远蓝图与军事部署失当；其二，政治与组织短板——既无稳固根基，又未能真正联合六国旧势力，使反秦联盟迅速碎片化。

（一）战略层面的致命缺陷

1.缺乏长期战略规划

陈胜起义的成功，源于对战术机遇的精准把握——利用“失期当斩”的绝境、制造神迹、打出扶苏项燕旗号，迅速点燃民怨。然而，一旦取得初步胜利，其团队便暴露出无战略纵深的根本弱点。

第一，目标模糊：是复国，还是建国？

起义初期，陈胜打出“大楚兴”旗号，自号“张楚王”，看似以复兴楚国为宗旨。但攻占陈县后，他立即称王建制，设百官，遣诸将四出攻略，行为模式已超越“复国代理人”，转向“新朝开创者”。这种身份摇摆，使其既无法获得六国旧贵族真心拥护（视其为僭越者），又未能构建独立意识形态（仅靠反秦情绪维系）。

对比刘邦，其早期始终尊楚怀王为共主，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名，待灭秦后再争天下。陈胜却急于享受王权，将反秦战争过早转化为个人权力争夺，格局受限。

第二，路径缺失：如何从起义走向治国？

陈胜团队从未思考：若攻入咸阳，将建立何种制度？如何安抚六国？如何重建经济？其全部精力集中于“打”，而非“建”。例如：

①未恢复户籍，无法征税征兵；

②未颁布新法，地方治理混乱；

③未争取士人，政权缺乏智力支持。

这种“只破不立”的模式，使张楚政权始终停留在军事占领阶段，无法转化为有效统治。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陈胜恰恰割裂了二者——他发动了一场没有政治目标的战争。

第三，风险无预案：未设退路，亦无缓冲。

陈胜将全部希望寄托于“速胜”——趁秦廷未反应，一举西进关中。此策若成，或可复制周武王“牧野倒戈”奇迹。但若受阻（如吴广久围荥阳不下），则全盘皆输。他未在陈县周边建立纵深防御，未储备粮草，未训练后备军。一旦前线失利，后方即空虚无援。

更致命的是，他对秦廷反弹能力严重低估。当周文率数十万众直抵戏水（距咸阳仅百里），陈胜竟未派第二梯队支援，亦未联络项梁、刘邦等外围力量协同进攻。结果章邯一出，周文孤军溃败，连锁崩塌。

第四，人才战略短视：拒纳良策，自断臂膀。

张耳、陈馀曾向陈胜建议：“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如此野无交兵，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

此策堪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早期版本：

①不称王，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②立六国后，为秦树敌，分散压力；

③联合诸侯，共击强秦。

若陈胜采纳，或可构建稳固反秦联盟，待秦主力消耗殆尽后再争天下。但他急于称王，拒纳良策。张耳、陈馀失望而去，后助武臣自立赵王，反成张楚之患。

这一选择，暴露其战略思维的致命局限：只见眼前富贵，不见长远棋局。

2.四面出击，兵力分散

在缺乏统一战略的前提下，陈胜采取“全面开花”式军事扩张，导致兵力极度分散，各部互不统属，最终被秦军各个击破。

第一，多线作战，无主攻方向。

陈胜同时派遣五路大军：

①吴广率主力攻荥阳（西线）；

②宋留南下南阳，图取武关（西南线）；

③武臣、张耳北略赵地（北线）；

④邓宗东攻九江（东线）；

⑤周市北徇魏地（东北线）。

表面看，此举可迅速扩大地盘，实则犯了兵家大忌——无战略重心。秦虽内乱，但关中仍具防御能力。正确策略应是集中优势兵力，先破一点（如取南阳入武关，或联合项梁攻函谷），再图全局。陈胜却试图一口吞下整个东方，结果处处薄弱。

第二，将领自主，指挥体系瓦解。

各路将领出征后，即脱离陈胜实际控制：

①武臣至赵，被张耳劝：“陈王起匹夫……今赵地千里，岂可受制于人？”遂自立为赵王；

②韩广略燕，当地人拥立其为燕王，拒不受召；

③周市至魏，坚持立魏咎为王，陈胜无奈同意。

这表明，陈胜对将领仅有名义任命权，无实质约束力。其军队本质是“加盟制”而非“直属制”，一旦远离核心，即自行其是。这种松散结构，在顺境时可快速扩张，逆境时则迅速瓦解。

第三，后勤无保障，前线成疲师。

张楚政权未建立有效补给体系。吴广围荥阳数月，因秦将李由坚守，久攻不下，士卒疲惫；周文一路西进，沿途无据点支援，至戏水已成无根之师。章邯反击时，周文军无粮无援，一触即溃。

对比项羽的巨鹿之战，其“破釜沉舟”虽冒险，但有明确后勤规划（就食于敌）与战略目标（救赵破秦）。陈胜诸将则如无头苍蝇，盲目推进。

第四，忽视协同，错失合力时机。

当周文逼近咸阳，若吴广能分兵牵制荥阳秦军，宋留能威胁武关，武臣能南下河内，则秦廷将腹背受敌。但各军各自为战，毫无配合。章邯得以集中兵力，先破周文，再转攻荥阳，逐个歼灭。

这种“分散—孤立—被歼”模式，正是缺乏统一战略指挥的必然结果。

（二）政治与组织短板

1.未建立稳固根据地

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学强调“据险守要，积粟练兵”。凡成大事者，必先有稳固根基。刘邦据汉中，曹操占兖州，朱元璋守应天，皆循此道。陈胜却反其道而行之。

第一，都城选址不当，无险可守。

陈胜以陈县（今河南淮阳）为都。此地虽为古陈国故都，文化意义重大，但地理上处于平原，四通八达，无山川之险。秦军自关中出，可直扑陈县；齐、赵若有异心，亦易南下袭扰。对比项梁立楚怀王于盱台（今江苏盱眙），依淮河为屏障，更为安全。

第二，未肃清周边，腹地空虚。

攻占陈县后，陈胜未彻底清除周边秦残余势力，亦未建立有效郡县控制。地方多靠原秦吏或豪强“反正”维持，忠诚度极低。章邯东征，沿途郡县望风而降，因本无张楚根基。

第三，经济基础薄弱，无持续动员能力。

陈县周边农业虽可支撑小规模驻军，但无法供养数十万大军。张楚未推行土地政策，未恢复生产，军需全靠掠夺或地方自发供给。一旦战线拉长，补给即断。周文军至戏水，数十万人竟无粮草储备，足见其经济治理之荒废。

第四，民心未固，统治合法性脆弱。

初期民众因恨秦而附，但张楚未改善民生，反征粮拉夫，渐失民心。陈胜称王后，故人来访被杀，亲信专权滥杀，更使底层寒心。当章邯兵至，百姓非但不助，反有导秦军者。

一个政权若无地理、经济、民心三重根基，纵有百万雄兵，亦如沙上筑塔。陈胜之败，始于无根。

2. 忽视与六国旧势力的真正联合

陈胜深知六国旧贵族是反秦重要力量，故打出“扶苏、项燕”旗号，并分封诸将攻略故地。然而，其联合策略流于表面，未能构建真正同盟。

第一，心态傲慢：视六国为附庸，非伙伴。

陈胜自立为王后，视自己为反秦唯一领袖，要求六国势力绝对服从。当武臣自立为赵王，陈胜大怒，欲诛其家属，经蔡赐劝阻方止，反“贺之，嫁姊以笼络”。此举暴露其矛盾心理：既无力控制，又不甘承认平等地位。

真正的联盟应如刘邦与韩信、彭越——封王授地，共享利益。陈胜却只想“招降纳叛”，将六国视为工具，自然招致离心。

第二，利益分配失衡：未建立共享机制。

六国旧贵族参与反秦，目的有二：复国、复仇。陈胜若能承诺“灭秦后，六国复立”，则可换取全力支持。但他称王之举，暗示天下将归张楚，六国仅为藩属。田儋（齐）、韩广（燕）等人焉能甘心？

对比项梁拥立楚怀王孙心为帝，以“共主”身份协调诸将，陈胜的“唯我独尊”显得极为短视。

第三，文化隔阂：未融入六国精英圈层。

陈胜出身“佣耕”，团队多为底层武人，与六国士大夫存在天然隔阂。张耳、陈馀等名士投奔，本可弥合此裂痕，但陈胜不重用，反任朱房、胡武等亲信苛察同僚，导致精英流失。

六国旧势力需要的不仅是军事合作，更是文化认同与政治尊重。陈胜未能提供，故其联盟始终脆弱。

第四，战略误判：未借力打力，反树敌过多。

秦末最大矛盾是“秦 vs 六国”，次矛盾才是“六国内部”。明智策略应是放大主矛盾，搁置次矛盾。陈胜却因急于扩张，派周市攻魏、武臣攻赵，实则介入六国内部权力重组，引发猜忌。

若他能声明：“凡六国故地，皆由本地豪杰自治，张楚仅协力反秦”，则可避免冲突。但他派将领“代管”，形同殖民，激起反感。

结果，张楚政权陷入两面困境：

对外，秦军未灭；

对内，盟友自立。

当章邯东征，无人援陈，实为必然。

结语

陈胜之败，非天亡之，实自取之。

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却无驾驭机遇的智慧；他点燃了燎原之火，却无守护火焰的能力。其战略短视、组织松散、政治幼稚，共同构成一张失败之网，将张楚政权迅速吞噬。

然而，苛责陈胜亦不公允。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底层革命者，他无前例可循，无制度可依，仅凭血勇与直觉前行。他的错误，是农民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必然体现；他的牺牲，却为后来者铺平道路。

刘邦成功，正在于吸取陈胜教训：

①缓称王，先立共主；

②联诸侯，共享利益；

③据关中，建稳固根基；

④用贤才，构建文官系统。

可以说，陈胜用生命写下了“失败教科书”，刘邦则照此避坑，终成帝业。

大泽乡的篝火虽灭，但其照亮的教训，永存史册。

（三）领导力危机

陈胜之败，表面看是军事溃退，实则源于领导力的全面崩塌。从一名“怅恨久之”的戍卒，到“沉沉宫室”的张楚王，陈胜在短短数月内完成了身份跃升，却未能完成角色转型。他缺乏政治家所需的包容、远见与制度意识，反而陷入猜忌、专断与享乐，导致人才流失、亲信乱政、民心背离。这场领导力危机，成为压垮张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1.用人不当与内部清洗

一个政权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其核心团队的质量。陈胜初期尚能团结吴广、葛婴等同袍，但称王后迅速转向“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甚至启动内部清洗，使本就脆弱的政权雪上加霜。

第一，亲信专权，滥施刑罚。

据《史记·陈涉世家》载：“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

此处“诸将”指朱房、胡武等人。二人本为陈胜故旧，并无治国才能，却因“亲信”身份被委以重任：

朱房为“中正”，主管官员考核；

胡武为“司过”，负责纠察百官。

二人非但不举贤任能，反而“苛察同僚”，凡言语稍有不合，即罗织罪名，不经司法程序，“辄自治之”——私自处决。这种恐怖统治，迅速寒了众将之心。

更严重的是，陈胜对此不仅不制止，反而“信用之”。原因有二：

（1）信息茧房：称王后，昔日战友变为臣属，无人敢直言。朱房、胡武投其所好，营造“忠诚”假象；

（2）权力焦虑：作为首位平民称王者，陈胜极度缺乏安全感，误以为严刑可立威。

结果，张楚政权陷入“劣币驱逐良币”恶性循环：正直者被诛，谄媚者得势，治理能力持续恶化。

第二，排斥贤才，自断臂膀。

张耳、陈馀乃魏赵名士，流亡至陈，本可为张楚提供战略智力支持。二人曾献上关键建议：“缓称王，先立六国后，为秦树敌。”此策若行，或可构建稳固反秦联盟。但陈胜急于享受王权，拒纳良策。

二人失望而去，后助武臣略赵，劝其自立：“陈王起匹夫……今赵地千里，岂可受制于人？”武臣遂称赵王，脱离张楚体系。此事表明：陈胜失去的不仅是两位谋士，更是整合北方力量的机会。

类似案例还有周市。周市北徇魏地，当地人欲立其为王，周市坚拒，坚持迎立魏咎（魏国王族后裔）。此举本可彰显张楚“尊六国”诚意，但陈胜因疑其“不忠”，心生不满。虽未立即处置，但信任已失。

第三，内部清洗，自毁长城。

最典型的案例是葛婴之死。葛婴南下九江，闻楚人欲立新主，遂立襄彊为楚王。后闻陈胜已称王，立即杀襄彊以表忠，并赴陈县请罪。按常理，此乃重大功过相抵之举，应予宽宥以安众心。

但陈胜竟将其诛杀！司马迁特记此事，暗示其决策之荒谬。葛婴本为最早追随者之一，忠勇可嘉，仅因“擅立”之过（且已纠正）即遭处死，足见陈胜已陷入偏执型权力妄想——任何未经其授权的行为，皆视为背叛。

此举后果极其严重：

①将领人人自危，不敢自主决策；

②寒了早期追随者之心；

③向外界传递“陈胜不容异己”的信号，加速联盟瓦解。

对比刘邦对韩信“假齐王”事件的处理——虽怒，但听张良、陈平劝，立即封真齐王——陈胜的狭隘格局暴露无遗。

第四，军事指挥体系崩溃。

吴广作为“假王”（代理王），督诸将围攻荥阳。因久攻不下，部将田臧与其争执，竟伪造陈胜命令，杀吴广献首级。陈胜非但未追究田臧矫诏之罪，反“赐田臧楚令尹印”，承认其地位。

这一反应堪称灾难：

①纵容兵变，破坏军纪；

②暴露中央无力控制军队；

③释放“将领可自相残杀以邀功”的危险信号。

自此，张楚军中再无统一指挥，各部沦为私兵集团。章邯东征时，田臧率精锐迎战，一战即溃，陈县门户洞开。

综上，陈胜的用人政策，呈现“亲小人、远贤臣、诛功臣、纵兵变”四大弊病，彻底摧毁了政权内部凝聚力。正如《荀子》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陈胜未得水之载，反激水之覆。

2.脱离群众，迅速贵族化

起义之初，陈胜以“与佣耕者共患难”的形象赢得底层支持。但称王后，他迅速滑向贵族化，切断与群众的情感纽带，使政权丧失合法性根基。

第一，生活奢靡，背离初心。

司马迁以春秋笔法写道：“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这段记载极具深意。“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故人一句惊叹（楚语“真多啊！陈涉当王后宫殿真深啊！”），本为朴素情感流露，却被解读为“轻慢权威”，招致杀身之祸。

“沉沉”二字，既形容宫室深邃，亦暗喻陈胜心态封闭。从“辍耕陇上”到“深宫高墙”，其生活方式已与秦二世无异。百姓看不到“我们的王”，只闻“那个杀故人的暴君”。

第二，等级森严，复制旧制。

陈胜本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号召平等，但称王后立即重建等级：

①自居“王”，设百官，用仪仗；

②故人求见需经层层通报；

③言语稍有不慎即被诛。

这种“打倒贵族—自己成贵族”的循环，使起义失去道义高度。民众意识到：换了个皇帝，压迫依旧。当章邯兵至，百姓非但不助，反有导秦军者，实因对张楚已无认同。

第三，忽视民生，统治空心化。

张楚政权从未提出任何惠民政策。占领区仍沿用秦制征发赋役，甚至因战争需要加重盘剥。如周文西征，沿途强征粮草，民不堪命。这种“只反秦，不恤民”的模式，使其无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支持。

对比李自成“均田免赋”、洪秀全“有田同耕”，陈胜的动员完全依赖仇恨情绪，缺乏建设性愿景。一旦军事受挫，支持即瓦解。

第四，符号断裂：从“壮士”到“孤家寡人”。

起义初期，陈胜以“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塑造英雄形象，强调牺牲与荣誉。但称王后，他追求的是安全与享乐，不再鼓励赴死，反诛杀直言者。

这种符号断裂，使底层失去精神寄托。戍卒不再视其为“带头大哥”，而为“另一个老爷”。当庄贾弑主，竟无一人为其复仇，足见人心尽失。

领导力的本质，是信任的积累与维系。陈胜以信任起家，却以猜忌败亡。他未能理解：真正的权威，不来自宫室之深，而来自民心之近。

（四）秦帝国的反扑能力

尽管秦末统治危机深重，但帝国仍保有惊人的应急能力与军事韧性。陈胜低估了这一点，误判秦已“外强中干”，实则其制度惯性与暴力机器仍具致命杀伤力。章邯的崛起与骊山刑徒军的战斗力，正是秦帝国垂死反扑的集中体现。

1.章邯募囚徒军的应急机制

公元前209年9月，当周文率数十万众攻破函谷关，兵临戏水（距咸阳仅百里），秦廷震动。此时，正规军主力远在南北边疆：

北方：蒙恬率30万戍匈奴；

南方：屠睢、赵佗率50万征百越。

关中卫戍部队不足，且多为老弱。在此绝境下，少府章邯提出惊人方案：

“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盗。”

此策包含三大制度创新：

第一，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打破身份禁忌。

秦律严禁武装刑徒。骊山陵墓聚集70余万“刑徒、奴产子”（罪犯及其子女），被视为社会最底层，毫无政治权利。章邯竟提议赦免并武装之，实为制度性突破。

此举风险极大：若刑徒倒戈，咸阳立陷。但章邯精准判断：

①刑徒恨秦很深，但更渴望自由；

②授兵即给生路，必效死力；

③战后可再处置，先解燃眉之急。

第二，高效动员机制：国家机器的最后惯性。

秦的郡县制与文书行政体系虽僵化，但在危机时刻仍显效率：

①三日内完成赦免、编组、授兵；

②以秦军旧将为骨干，刑徒为卒；

③利用骊山现成兵器库（始皇陵陪葬坑含4万件兵器）。

这支“刑徒军”迅速成军，规模达20余万，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其组建速度，证明秦帝国虽病入膏肓，但行政动员能力尚未完全瘫痪。

第三，心理战术：以暴制暴，震慑四方。

章邯深知，新军需速胜立威。他首战即选最强之敌——周文。周文军虽众，但多为裹挟民众，无训练、无粮草。章邯以刑徒军之悍勇，一战击溃之，周文自杀。

此胜产生三重效果：

①振奋秦廷士气；

②震慑其他义军；

③证明“秦尚可战”，瓦解反秦联盟信心。

此后，章邯连破田臧、李归、邓说、伍徐等部，直逼陈县。其成功，非仅军事之功，更是帝国应急机制的最后闪光。

2.秦军残余战斗力的评估

传统史观常夸大秦末秦军之弱，实则其残余战斗力仍不可小觑。章邯军的成功，正是建立在秦军制度遗产之上。

第一，军事技术优势仍在。

秦军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与战术：

①弩机射程达300米，可密集齐射；

②青铜剑经铬盐氧化处理，锋利耐腐；

③方阵、骑兵、车兵协同作战体系成熟。

章邯军虽由刑徒组成，但装备、训练沿用秦制。对比义军多持农具、竹矛，装备代差明显。

第二，军官团经验丰富。

章邯本人为少府（九卿之一），非职业军人，但秦军中下层军官（都尉、校尉）多为老兵，熟悉战术。他们将刑徒迅速整编为战斗单位，保持基本战斗力。

第三，地理与后勤优势。

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秦仓储充实（如敖仓）。章邯军以咸阳为基地，补给线短；而义军深入敌境，后勤脆弱。周文军至戏水已断粮，正是此劣势体现。

第四，心理威慑未完全消失。

“秦法酷烈”虽招民怨，但也塑造了“秦军不可敌”的集体记忆。许多地方官吏、豪强初闻起义，仍犹豫观望，直至章邯连胜，方敢倒向秦廷。

当然，秦军亦有致命弱点：

①兵源枯竭：刑徒军不可持续，后续无补充；

②士气低落：士兵知为临时拼凑，无忠诚可言；

③政治孤立：胡亥、赵高内斗，无法提供战略支持。

但这些弱点，在章邯初期连胜阶段尚未暴露。陈胜恰在此窗口期被击溃，实为不幸。

结语

陈胜之败，是内因与外因交织的结果。

内部，领导力全面崩塌——用人唯亲、清洗功臣、脱离群众，使政权从内溃烂；

外部，低估秦帝国垂死反扑能力——章邯以刑徒军为刃，凭借制度惯性完成致命一击。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章邯的胜利，恰恰加速了秦的灭亡。刑徒军消耗殆尽后，秦再无可用之兵；而陈胜虽死，其点燃的反秦烈火已成燎原之势。项梁、刘邦、项羽相继崛起，终埋葬秦帝国。

陈胜的悲剧，在于他打开了新时代的大门，却未能走进去。他的失败，为后来者提供了血的教训；他的名字，却永载史册——不是作为胜利者，而是作为第一个敢于说“不”的普通人。

这，或许比称王更为不朽。

九、刘邦为什么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陈胜与刘邦常被并置：前者揭竿首义，后者终结暴秦；前者速兴速亡，后者开四百年汉室基业。若仅以成败论英雄，则陈胜不过“乱世草寇”，刘邦乃“天命真主”。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道德评判复杂。刘邦的成功，并非天命眷顾，亦非个人神武，而在于他深刻吸取了陈胜的失败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战略升级、组织进化与政治整合。

本报告将从两个维度解析这一历史跃迁：其一，对比刘邦与陈胜在出身、性格、格局与学习能力上的根本差异，揭示为何同一时代、相近起点，结局却天壤之别；其二，分析刘邦如何有意识地继承并超越陈胜经验——稳扎稳打建根基，联合诸侯成合力，最终将农民起义升格为王朝更替。

（一）从亭长到帝王的路径对比

1.刘邦与陈胜出身、性格、格局之异

表面看，刘邦与陈胜皆出身底层：陈胜为“佣耕”贫民，刘邦为泗水亭长（秦代基层治安小吏）。但细究其社会位置与文化资本，二者实有本质区别。

第一，社会层级不同：边缘人与半体制内者。

陈胜属“闾左”——秦制中强制征发的最贫困阶层，无土地、无身份、无上升通道，是彻底的体制外边缘人。其世界局限于田埂与戍道，对国家运作毫无认知。

刘邦虽非贵族，却是半体制内人物。亭长虽卑微，却掌管十里治安、缉盗、徭役征发，需与县吏、豪强、商贾打交道。他熟悉基层权力结构，懂得规则缝隙中的生存之道。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社交网络”：萧何（主吏掾）、曹参（狱掾）、樊哙（屠狗者）、夏侯婴（车夫）等皆为其友，构成早期核心班底。

这种“体制边缘但非完全排斥”的位置，使刘邦兼具底层视角与制度理解力——既能共情民众疾苦，又知如何与旧秩序周旋。

第二，性格特质迥异：刚烈孤勇 vs 圆融务实。

陈胜性格刚烈、果决，具英雄气概，但缺乏弹性。面对绝境，他选择“死国可乎”的悲壮路径，体现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然而，一旦称王，其性格缺陷暴露：猜忌、专断、不容异见。故人一句“夥颐”，即招杀身之祸，足见其心理脆弱与权力焦虑。

刘邦则截然相反。司马迁评其“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实则掩盖其复杂性。刘邦性格核心是高度实用主义与情绪弹性：

①能屈能伸：彭城大败，弃子女逃命；

②能忍能容：韩信求封假齐王，虽怒而终许；

③能舍能得：入咸阳，封府库，还军霸上，以取民心。

他不追求“壮士”形象，而重实际利益。这种“无英雄包袱”的特质，使其在乱世中更具适应性。

第三，政治格局悬殊：个人翻身与天下棋局。

陈胜的目标始终是“我当王”——从“苟富贵，无相忘”到自立张楚王，其视野限于个人命运逆转。他未思考：称王之后如何治国？如何与六国相处？如何重建秩序？其政权如同一场“身份表演”，缺乏制度内核。

刘邦则从一开始就具备天下格局。初起兵时，仅为沛公；投奔项梁，甘居副将；尊楚怀王，奉其号令；入关中，约法三章。每一步都服务于更大战略：先借势，再蓄力，最后争天下。他深知，在群雄并起的时代，谁最能代表“公共利益”，谁就能获得最大合法性。

这种格局差异，决定二人面对同一问题的不同选择：

①面对六国复国：陈胜欲压制，刘邦主动扶持；

②面对人才：陈胜疑而诛之，刘邦用而纵之；

③面对失败：陈胜孤守陈县，刘邦屡败屡战。

2.政治学习能力与团队建设

刘邦最大的优势，不在勇略，而在极强的政治学习能力与团队构建智慧。他像一块海绵，不断吸收他人经验，修正自身错误。

第一，善于从失败中学习。

（1）刘邦一生屡遭惨败：

①彭城之战，56万大军被项羽3万骑兵击溃；

②荥阳被围，靠纪信假扮才得脱身；

③固陵之战，被项羽打得“深堑而守”。

（2）但他从不因失败而崩溃，反而迅速复盘：

①彭城败后，采纳张良“下邑画策”，联结英布、彭越、韩信；

②荥阳困局中，派韩信北伐，开辟第二战场；

③固陵失利后，听张良言，裂土封王以激励诸侯。

这种“试错—反馈—调整”机制，使其战略日益成熟。对比陈胜，一遇挫折即内部清洗、诛杀吴广，毫无反思能力。

第二，构建多元精英团队。

（3）刘邦团队堪称“人才熔炉”：

①文官系统：萧何（行政）、张良（战略）、陈平（谋略）；

②军事统帅：韩信（大兵团作战）、彭越（游击战）、英布（猛将）；

③地方势力：郦食其（游士）、随何（说客）、叔孙通（儒生）。

（4）尤为难得的是，他能驾驭性格、背景迥异之人：

①韩信自负，刘邦筑坛拜将，全权委任；

②陈平“盗嫂受金”，刘邦不究私德，唯才是用；

③叔孙通建议复礼，刘邦虽笑“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仍采纳。

这种包容性，源于其清醒认知：打天下靠众人，非一人之功。

反观陈胜，团队几乎清一色底层武人，无真正战略家。张耳、陈馀投奔，仅任低职；朱房、胡武等亲信掌权，制造恐怖。结果，人才流失，决策短视。

第三，制度化授权与信任机制。

刘邦深谙“分权—控权”平衡术：

①授韩信全权北伐，但派张耳监军；

②封彭越为魏相国，允其独立作战，但约定协同；

③入汉中后，拜韩信为大将，举行正式仪式，确立权威。

这种制度化授权，既激发将领主动性，又维持整体战略协同。陈胜则事必躬亲，将领稍有自主即疑为背叛，导致指挥体系僵化。

第四，持续吸纳新力量。

（1）刘邦始终开放门户：

①初起时，收沛县子弟；

②投项梁，得楚军支持；

③入关中，纳秦降卒；

（2）楚汉相争，联诸侯共击项羽。

其势力如滚雪球般壮大。陈胜则固守“张楚正统”，视六国为附庸，拒绝真正联盟，终成孤岛。

（二）继承并超越陈胜的经验

刘邦的成功，绝非凭空而来。他站在陈胜的肩膀上，系统性规避其错误，并将农民起义升华为政治革命。

1.吸取张楚政权教训：稳扎稳打

陈胜之败，核心在于“急于称王、四面出击、无根而战”。刘邦则反其道而行之，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原则（此语虽出明初，精神实始于刘邦）。

第一，不争虚名，先取实利。

陈胜攻占陈县即称王，成为众矢之的。刘邦则始终以“沛公”“汉王”等次级名号行事，避免过早暴露野心。直至垓下灭项羽，方登基称帝。这种“藏锋”策略，使其在初期得以借势而不树敌。

第二，建立稳固根据地。

刘邦入汉中后，采纳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夺取关中。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四塞险固，进可攻、退可守。他任萧何为丞相，恢复户籍、劝课农桑、转运粮饷，打造坚实后方。

对比陈胜以无险可守的陈县为都，刘邦的根据地战略堪称典范。楚汉相争四年，刘邦屡败，但关中始终为其提供兵源、粮草，使其“败而不亡”。

第三，重视制度建设。

刘邦入咸阳，不掠财宝，反“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此举既安抚秦民，又树立新秩序形象。后又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制定《九章律》，奠定汉代法制基础。

张楚政权则无法制、无赋税、无文官，纯靠军事维系。刘邦则从一开始就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治理，实现“破”与“立”的统一。

第四，控制扩张节奏。

刘邦北伐路线清晰：先定三秦，再取魏赵，后平齐地，最后合围楚。每占一地，即设官理民，巩固统治。陈胜则同时五路出击，兵力分散，无一稳固。

这种“蚕食”战略，虽慢却稳，最终积小胜为大胜。

2.联合诸侯，共击强秦

陈胜试图以张楚为唯一中心，压制六国复国，结果盟友纷纷自立。刘邦则反其道，主动构建反秦（后反项）统一战线，将自己定位为“联盟协调者”而非“唯一领袖”。

第一，尊奉共主，获取合法性。

刘邦始终尊楚怀王（后义帝）为共主，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名。此举使其行动具有道义正当性，避免被斥为“僭越”。即便项羽弑义帝，刘邦亦以此为由发动讨伐，占据道德高地。

陈胜自立为王，等于宣布自己是新暴君，六国焉能真心归附？

第二，承认六国复国，共享利益。

刘邦攻略各地，凡有豪杰自立，皆予承认：

①立韩成为韩王；

②扶持赵歇为赵王；

③与魏豹结盟。

他明白：在秦末，最大的敌人是秦，不是六国。与其压制，不如合作。这种“利益共享”思维，使其迅速扩大反秦阵营。

第三，楚汉战争中的联盟艺术。

灭秦后，项羽分封十八诸侯，刘邦仅得汉中。但他迅速构建反项联盟：

①联络彭越（游击梁地）；

②说服英布（叛楚归汉）；

③重用韩信（开辟北方战场）。

尤其“下邑画策”堪称联盟典范：张良建议，“捐关以东，封此三人（韩信、彭越、英布），则楚可破”。刘邦立即采纳，裂土封王，换取军事支持。

垓下之战，汉军60万，其中40万为诸侯联军。刘邦以最小代价，调动最大合力，终灭项羽。

第四，战后整合：从联盟到帝国。

刘邦并未止步于联盟胜利。称帝后，他逐步剪除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改封刘氏子弟，完成从“诸侯共主”到“中央集权”的转型。这一过程虽残酷，但确保了汉室稳定。

陈胜从未走到这一步——他连联盟都未能维系，遑论整合？

结语

刘邦的成功，是一场有意识的政治进化。

他看到陈胜因急于称王而孤立，便选择隐忍；

他看到张楚因无根而速亡，便深耕关中；

他看到六国因被压制而离心，便主动联合；

他看到人才因被猜忌而流失，便放手任用。

他不是天生圣主，而是最善于从他人失败中学习的学生。正如他自己所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这段话，正是对陈胜“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的最好回应。

历史没有如果，但可以启示。陈胜点燃了火把，刘邦则用它照亮了通往帝国的道路。前者是悲壮的先驱，后者是理性的继承者——而真正的历史进步，往往由后者完成。

（三）制度化建国思维

陈胜之败，核心在于其政权始终停留在“军事暴动”阶段，缺乏将反抗转化为治理的能力。而刘邦的成功，则始于他从起义初期就具备清晰的“建国意识”——不是为了推翻秦朝而战，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比秦更可持续的新秩序而战。这种制度化思维，体现在其入关后的政策设计、人才任用与治理体系构建中，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从“破坏型革命”向“建设型革命”的历史性跃迁。

1.入咸阳约法三章

公元前207年十月，刘邦率军率先攻入咸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面对这座帝国心脏、财富之都，刘邦团队面临重大抉择：是纵兵掠夺以犒三军，还是约束部众以收民心？

此时，诸将皆欲“分金帛妇女”，唯独樊哙劝刘邦“还军霸上，毋留宫中”。张良更进言：“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刘邦幡然醒悟，立即下令：“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此即著名的“约法三章”。表面看，仅三条简略律令，实则蕴含深刻的政治智慧与制度化建国思维。

第一，合法性重建：以“除暴”取代“夺权”。

秦法繁苛，“劓鼻盈蔂，履贱踊贵”，百姓动辄触法。刘邦废除全部秦律，仅保留最基础的三条——针对暴力与财产犯罪，直击民众最痛恨的治安问题。此举向天下宣告：我们不是来抢夺权力的盗贼，而是来终结暴政的解放者。

对比项羽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刘邦的克制赢得关中民心。秦民“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足见其政策之成功。

第二，治理简约主义：降低制度转换成本。

在政权初立、百废待兴之际，复杂法律反而成为负担。刘邦采用“最小必要规则”，既维持基本秩序，又避免重蹈秦法覆辙。这种“简约治理”模式，符合战乱后社会对稳定与宽仁的渴望。

更重要的是，它为后续制度建设预留空间。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正是在“约法三章”基础上渐进完善，而非全盘推倒重来。

第三，符号政治：塑造新政权道德形象。

“约法三章”不仅是法律行为，更是政治表演。刘邦封存秦府库，还军霸上，拒绝享乐，塑造出“清廉、克制、为民”的圣王形象。这一形象通过口耳相传，迅速扩散至全国，为其争夺天下提供强大道义资本。

司马迁特记此事，正因其标志农民领袖首次主动进行合法性建构——不再依赖神迹或血统，而是通过政策赢得认同。

第四，现实考量：争取秦人支持以抗项羽。

刘邦深知，自己兵力远逊项羽（仅10万 vs 40万），若失关中民心，则必被吞并。通过“约法三章”，他将秦人从“被征服者”转化为“潜在支持者”，为楚汉相争奠定人力与物资基础。

可以说，“约法三章”是刘邦制度化建国思维的第一次集中体现——它短小精悍，却包含合法性、治理、传播、战略四重维度，堪称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典范。

2.重用萧何、张良、韩信等多元人才

如果说“约法三章”是制度设计的起点，那么人才战略则是制度落地的保障。刘邦的成功，绝非一人之功，而在于他构建了一个高度互补、功能完整的精英团队，并赋予其制度化角色。

（1）萧何：文官系统的奠基者

萧何原为沛县主吏掾，熟悉秦代文书、户籍、赋税制度。刘邦入咸阳，诸将争抢金帛，唯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些档案包含：

①全国户口、土地数据；

②各郡县仓储、兵力分布；

③边防要塞、水道图籍。

楚汉相争，刘邦屡败，但萧何总能源源不断从关中输送兵员粮草，正因掌握这些情报。刘邦称帝后，论功行赏，首推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萧何的价值，在于将秦的行政技术遗产转化为汉的治理能力。他主持制定《九章律》，恢复郡县制，重建户籍，使汉初迅速从战乱走向秩序。没有萧何，刘邦或可得天下，但无法治天下。

（2）张良：战略规划的总设计师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博浪沙刺秦失败后，流亡下邳，得黄石公《太公兵法》。其思维兼具儒家道义与兵家权谋，是刘邦团队中唯一具备全局战略视野的人物。

关键贡献有三：

①下邑画策（前205年）：彭城大败后，张良建议联结英布、彭越、韩信，“捐关以东，封此三人”，构建反项联盟。此策扭转楚汉战局。

②阻止分封六国后裔（前203年）：郦食其建议复立六国，刘邦已刻印，张良以“八不可”力谏，避免重蹈陈胜覆辙。

③定都关中（前202年）：群臣多主张都洛阳，张良力陈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刘邦采纳。

张良的角色，是将刘邦的实用主义提升至战略高度。他不掌兵、不理财，却决定战争方向与国家格局。

（3）韩信：军事体系的革新者

韩信出身贫寒，曾受胯下之辱，投项梁、项羽皆不受重用，后归刘邦。经萧何力荐，刘邦筑坛拜将，授其全权。

韩信的军事才能，不仅在于战术（如背水一战、十面埋伏），更在于大兵团战略协同：

①北伐路线：先定魏、代，再破赵、降燕，最后平齐，形成对楚战略包围；

②军政合一：每占一地，即设官理民，巩固后方；

③心理战：瓦解敌军士气（如齐王田广闻韩信至，即烹郦食其）。

更重要的是，韩信代表专业军事阶层的崛起。刘邦敢于将数十万大军交予一“外来者”，显示其超越血缘、地域的用人胸襟。

（4）多元团队的制度化整合

刘邦团队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功能分工明确且相互制衡：

①萧何主内政，确保后勤；

②张良主战略，规划全局；

③韩信主外战，开疆拓土；

④陈平主阴谋，离间敌营；

⑤樊哙、周勃等主亲军，护卫中枢。

这种结构，已具早期“内阁”雏形。刘邦本人则扮演“协调者”与“最终决策者”，不事必躬亲，而善用众人之智。

对比陈胜，其政权无文官、无战略家、无专业将领，全靠个人威望维系。一旦威望受损（如故人被杀），即迅速崩解。刘邦则通过制度化授权与角色分工，使政权具备抗风险能力。

更深远的是，刘邦开创了“布衣将相之局”——帝王可出身亭长，丞相可出自刀笔吏，大将可来自流浪汉。这种打破世袭垄断的人才机制，成为汉代强盛的制度基石。

（四）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把握

《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刘邦的成功，正在于他对三者的精准把握与动态平衡。他不仅抓住历史机遇，更主动创造有利条件，将偶然优势转化为必然胜利。

1.秦亡之后的权力真空

公元前207年秦亡，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六国虽复，但彼此猜忌；项羽虽强，却无统一蓝图；民众厌战，渴望秩序。这一窗口期，为刘邦提供了战略机遇。

第一，项羽的战略失误：分封制造新矛盾。

项羽自号“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看似主导天下，实则埋下祸根：

贬刘邦于汉中，激其反抗；

废韩王成，杀义帝，失道义；

封降将（如章邯）为王，引发旧贵族不满；

忽视齐、赵等地豪强诉求，致田荣、陈馀叛乱。

这些矛盾，为刘邦 later 联合诸侯反楚提供契机。若项羽能效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或可稳定局势。但他仅凭武力分配利益，缺乏政治远见。

第二，六国复国的局限性。

六国旧贵族虽复国，但多局限于本土，缺乏统一愿景。如魏豹、赵歇等，仅求自保，无力整合反楚力量。刘邦则以“共主”姿态出现，提供领导核心。

第三，民众心理：从“反秦”到“求安”。

秦末民变初期，口号是“伐无道”；秦亡后，民众诉求转为“止战乱、安生业”。刘邦“约法三章”“还军霸上”等行为，契合此心理，而项羽烧杀抢掠，则加剧恐慌。

刘邦敏锐捕捉到这一转变，将自身定位从“反秦英雄”升级为“秩序重建者”，赢得广泛支持。

2. 楚汉争霸中的民心争夺

楚汉相争（前206–前202年）本质是两种统治模式的对决：项羽代表旧贵族武力霸权，刘邦代表新兴平民制度秩序。民心向背，成为胜负关键。

第一，经济政策：谁更能保障民生？

项羽：依赖掠夺，“所过无不残灭”，军需靠战场缴获，无法持久；

刘邦：萧何治关中，“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建立稳定后勤体系。

长期战争中，经济耐力决定成败。项羽虽百战百胜，但“兵疲食尽”；刘邦屡败，却“兵革百万，粮饷不绝”。

第二，土地与赋役：谁更能减轻负担？

刘邦入关即“约法三章”，later 又推行“十五税一”（后减为三十税一），轻徭薄赋。项羽则无明确政策，各地仍沿用秦制或自行其是，民众负担未减。

第三，文化认同：谁更能代表“天下”？

项羽以楚人自居，排斥他国。刘邦则兼容并包：

用秦人（如李斯之子李由降卒）；

尊儒生（叔孙通制朝仪）；

重用异乡人（韩信淮阴人，张良韩国人）。

这种“天下主义”姿态，使其超越地域局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主”。

第四，宣传战：塑造道德形象。

刘邦善于利用符号政治：

①为义帝发丧，哭祭三日，讨伐项羽“弑君”；

②入咸阳不掠，树立“仁义之师”形象；

③垓下之战前，令汉军夜唱楚歌，瓦解楚军士气。

项羽则沉溺于个人英雄主义，“力拔山兮气盖世”，却忽视舆论塑造。当虞姬自刎、乌江拒渡，其悲剧色彩虽浓，但已失民心。

第五，关键战役中的民心作用。

荥阳对峙（前204年）：刘邦被围，靠纪信假扮才得脱。但关中民众仍源源不断输送兵员，因知“汉王为民”；

垓下决战（前202年）：汉军60万，其中40万为诸侯联军。各路诸侯愿助刘邦，正因其承诺“裂土封王”，共享胜利果实。

民心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表现为兵源、粮草、情报与忠诚。刘邦深谙此道，故能“以弱胜强”。

结语

刘邦的成功，是一场制度、人才与时机的完美共振。

他以“约法三章”开启制度化建国之路，以萧何、张良、韩信构建功能型团队，以关中为根基稳扎稳打，以联盟策略整合反楚力量，最终在秦亡后的权力真空中脱颖而出。

他不是神，也会犯错（如彭城大败）；他不完美，也有私心（如诛韩信）。但他具备一项最珍贵的品质：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

陈胜点燃了火把，项羽挥舞了巨斧，而刘邦，建造了房屋。
历史记住的，往往是最后那个让人民得以安居的人。

这，便是制度化建国思维的终极胜利。

张良为何以“八不可”力谏阻止分封六国后裔？

张良之所以以“八不可”（又称“八难”）力谏刘邦阻止分封六国后裔，根本原因在于他洞察到这一政策虽表面旨在“树党弱楚”，实则是一剂亡国毒药。若付诸实施，非但不能削弱项羽，反而会瓦解刘邦自身阵营、丧失草根支持、重蹈周代分封覆辙，最终使反秦成果化为乌有。

以下从历史背景、八不可具体内容、深层战略考量及后续影响四方面系统解析：

一、历史背景：危局中的错误提议

公元前204年，楚汉相争进入最艰难阶段。刘邦被项羽围困于荥阳，粮道断绝，士卒疲敝，56万大军在彭城惨败后元气大伤。在此绝境中，谋士郦食其向刘邦献策：

“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彼君臣百姓必感戴陛下之德，愿为臣妾。楚亦必敛衽而朝！”

刘邦听后大喜，立即命人刻制六国王印，准备派遣使者分封。

此策看似高明——通过恢复六国，为项羽树立多个敌人，分散楚军压力。但张良闻讯后，疾呼：“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随即借刘邦面前的筷子（“借箸代筹”），条分缕析，提出“八不可”。

二、“八不可”具体内容与逻辑

张良的八条理由，直指分封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人心四个维度的致命缺陷：

1.无制项羽之能

“昔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制其死命。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乎？”刘邦尚无力击败项羽，遑论掌控其生死。贸然分封，等于为他人作嫁。

2.无取项羽之首之力

“武王得纣头，悬之白旗。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象征性胜利尚未取得，却先行分封，名不正言不顺。

3.无尊贤修德之举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行此乎？”刘邦未展现礼贤下士、修复礼制的姿态，缺乏道德号召力。

4.无赈济天下的财力

“武王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民乎？”汉军自身粮饷匮乏，无力承担分封后的经济负担。

5.无偃武修文之条件

“武王胜殷后，倒载干戈，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息战乎？”战争远未结束，若分封六国，兵车兵器仍需用于作战，无法“修文”。

6.无放马南山之可能

“武王放马华山之阳。今陛下能让战马休养乎？”军事行动持续，战马不可闲置。

7.人才将各归其主（核心要害）

“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从陛下者，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复立六国，彼皆归事其主，陛下与谁取天下？”

这是最致命的一点：刘邦阵营中大量将士出身六国故地，若旧主复立，他们必然回归故国，汉军将瞬间瓦解。

8.六国终将屈服于楚

“楚强六弱，六国必复为楚臣。陛下安得而臣之？”六国新立，实力孱弱，面对项羽必倒戈相向，反成刘邦之敌。

刘邦听罢，“辍饭吐哺”，大骂郦食其：“竖儒几败乃公事！”立即下令销毁已刻好的王印。

三、张良的深层战略考量

张良反对分封六国，不仅是战术纠错，更是基于三大战略原则：

1.权力必须集中于新兴功臣集团

张良深知，刘邦的核心力量并非六国旧贵族，而是萧何、韩信、樊哙等“布衣将相”。若分封六国后裔，等于将胜利果实拱手让给旧势力，寒了真正追随者的心。他主张：“封功臣，而非封旧主”——只有让打天下的人得天下，政权才稳固。

2.避免历史倒车，坚持郡县制方向

战国纷争五百年，根源正是分封制导致的割据。秦虽暴虐，但郡县制代表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张良作为韩国贵族（五世相韩），本有复国情结，但他超越个人情感，认识到恢复分封是开历史倒车，必将重燃诸侯混战。

3.构建以刘邦为核心的统一战线

张良提出“下邑画策”，主张联合英布、彭越、韩信三人，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效忠刘邦，而非各自为王。分封六国则会制造多个权力中心，使反楚联盟碎片化。唯有刘邦为唯一共主，才能凝聚合力。

四、历史影响：奠定汉初政治格局

张良“八不可”之谏，直接决定了汉初的政治走向：

1.避免重蹈陈胜覆辙：陈胜因急于称王、压制六国而众叛亲离；刘邦则通过尊重地方势力（如立韩王信）、但控制其忠诚，成功整合反楚力量。

2.确立“功臣分封”原则：汉初所封诸侯，除少数异姓王（后被剪除），多为刘氏宗亲或开国功臣，确保政权根基稳固。

3.为郡国并行制铺路：虽保留部分分封，但以郡县为主体，避免战国乱局重现。

司马迁赞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此“八不可”之谏，正是张良“决胜千里”的典范——他阻止的不仅是一项政策，更是一场足以葬送汉业的政治灾难。

结语

张良以“八不可”力阻分封六国，表面是战术辩论，实则是对历史潮流、人性规律与权力本质的深刻洞察。他明白：真正的建国之道，不在复古怀旧，而在开创未来；不在讨好旧势力，而在凝聚新力量。这一谏言，不仅救了刘邦，也为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石。

附录（一）

《陈涉世家》全文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广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王怒，捕系武臣家属，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臣家属宫中，封其姊为赵王后，而遣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馀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之。使者往，燕辄杀之以求地。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余辈，辄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将见之，问赵王在何处。曰：“为王所囚。”燕将曰：“何以知之？”曰：“赵王窃闻燕王初立，欲与天下争衡，今乃囚赵王，此非所以示强也。且夫张耳、陈馀，两人相与为刎颈交，今赵王以两君为将，此其势不肯捐燕而归赵王。不如早归赵王，以结好于赵。赵王德燕，必割地以谢。若不归，两君必怨燕，而合兵攻燕。燕弱小，不足以当赵、楚之兵。”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亦得归。

周市徇魏地，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周市为魏王。市辞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立魏咎为魏王。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广，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陈王命杀武力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置守冢三十家。

初，陈王至陈，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军败，留降秦。秦用留为相，旋车至开封，车裂留以徇。

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且夫世俗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附录（二）

贾谊《过秦论》全文

《过秦论·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论·中篇》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至亡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

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所谓“失天下之心”也。

《过秦论·下篇》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也。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崤函之固，止于华山之下，不能进者，非兵不利，战不善也，秦之地利武足以拒之也。

以秦之强，攻天下之敝，譬犹驰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卒亡之，岂非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邪？

且夫秦地少而民多，此所谓“地无三里平，民无三日饱”者也。然而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此非幸也，数也。今秦南面而王天下，然其所以得之者，非以德也，以力也。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曰：“兵胜于外，义屈于内”，此之谓也。

夫兼并者，非一日之积也；亡国者，非一旦之毁也。故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今秦之亡，非兵不坚，非粟不多，非地不利，咎在人怨，非天殃也。故曰：“失民心者失天下。”